我国经济连续快速生长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益加重 。一般而言 ，有3种模式来应对经济生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
第一种模式主要是以民法、刑法的适用为主 ，这种应对机制以司法权的行使为主导 ，通过民事赔偿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救济受害人、处罚污染者 。但是传统的民法和刑法手段往往偏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和物的损害的事后救济 ，对环境和生态自己造成的损害往往被忽视 ，得不到有效救济 。
第二种模式是国家大量运用行政管制措施 ，尤其以命令和控制为主 。国家通过制定排放尺度和技术尺度等种种环境尺度来管理环境 。排放尺度是政府设定的企业排污量的上限 ，技术尺度是要求市场活动者接纳规定的生产工艺、技术或措施 。
第三种模式是接纳多种措施 ，即所谓“多元应对模式” ，结合市场和执法应对环境问题 。此种模式中政府接纳污染许可交易、税收、污染费等措施 。民主协商式、合作式的管理模式逐渐形成 ，用以取代以往的强制式、反抗式的行政管理模式 。
以上3种模式所接纳的应对环境问题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这多种模式所接纳的措施往往都着重于对生活在环境中的人的利益的�；ず途燃没蛘叨栽鹑稳说拇Ψ� ，忽视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足额赔偿和修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革新试点方案》（以下称方案）的出台是对我国现有立法和制度的突破 ，它弥补了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执法制度的空白 ，也为我国未来环境�；ぶ贫冉ㄉ柚该髁伺Φ囊桓銎� ，笔者欲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方案进行解读 。
方案弥补了公法管制与私法救济中的制度空白
环境行政管制是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一环 ，政府在环境的治理过程中有着不行推卸的责任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大量的环境执法 ，规定了诸多环境�；さ闹贫� ，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尺度制度、环境监测制度以及限期治理制度等 �；繁Ｐ姓乜梢越幽芍疃嗟幕肪彻苤拼胧┮缘酱锘肪彻苤浦康� 。新修改的《环境�；しā芳尤肓税慈樟Ψ５墓娑� ，更是体现了政府攻击环境污染行为的决心 。
环境损害一旦发生 ，受害水平可能非常深 ，范围较广 ，时间持久 。因此环境立法的目的更在于事先防止这些损害或者危险的泛起 。现代环境执法和政策体系应当是凭据“预防→管制→救济”这一逻辑顺序构建 ，以预防原则作为首要之原则 。行政机关接纳管制措施带有一定的预防性 ，制定排污尺度目的就是为了期待管制者的排污限制在尺度以内 。然而 ，现实中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屡见不鲜 。但是无论是公法层面国家机关对行为人所接纳的行政处罚措施甚至是刑事责任的追究 ，还是私法层面的民事救济等措施 ，这些措施的接纳往往仅限于对违法者的行政或刑事责任的追究 ，以及对具体受害者民事权利的救济 。除了《海洋环境�；しā范院Ｑ笊肪乘鸷ε獬プ龀隽斯娑� ，其他生态环境自己的损害赔偿没有任何执法规定 。
鉴此 ，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导致的生态环境要素及功效的损害 ，即生态环境自己的损害赔偿为目的 ，方案规定在泛起以下3种情况时 ，将依法追究赔偿义务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一是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二是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效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效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三是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事件 。
方案的制定说明 ，除了环境和生态所具备的经济价值以外 ，环境和生态自己的生态功效价值越来越得到强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负担方式是以义务人接纳相关的修复措施为主 ，在不能修复的情况下 ，综合考虑经济利益的填补 ，对生态环境损害所造成的经济和非经济损失予以全面赔偿 。此规定说明方案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对遭到破坏的环境和生态的自己进行修复 。因此 ，出台此方案正是为了针对我国现行执法在环境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范围这方面的空白所做出的回应 。
行政商量与司法保障
现代行政管制国家中 ，国家行政管制的事务数量不停增加 ，专业性不停加强 。为了到达管制目的 ，行政机关所接纳的行政措施的种类也不停增加 ，除了强制性行政措施 ，行政机关也可接纳合作性、协商性、弱权性的行政管制措施 ，甚至是激励性的行政措施 ，以到达相关的管制目的 。行政机关可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而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和协商的关系 ，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到行政管制中 。此种合作性、协商性的行政手段在方案中也得到了彰显 。方案中引入了有关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商量制度 ，勉励赔偿权利人主动与义务人进行商量 。简而言之 ，试点地方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同赔偿义务人可就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进行行政商量 ，商量内容包罗：损害事实与水平、修复启动时间与期限、赔偿的责任负担方式与期限等 。
除了带有合作和协商性质的行政商量 ，方案就司法机关如何介入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式也做出了规定 。方案规定 ，有关生态环境赔偿的行政商量协议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 ，但是若经过行政商量双方没有告竣有关损害赔偿的协议 ，试点地方赔偿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追究赔偿义务人负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试点地方政府赔偿权利人也可以不经过行政商量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 ，方案的这一规定 ，为司法机关介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式提供了政策依据 。
近几年 ，我国在环境司法层面有诸多新的举措 。在立法方面 ，我国通过对1989年《环境�；しā返男拚� ，加入了公益诉讼条款；在法院机构设置方面 ，除了地方建立诸多环保专门审判法庭 ，最高法院于2014年6月也宣布建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 �？悸堑缴肪乘鸷ε獬グ讣哂懈叨茸ㄒ敌� ，方案规定试点地方人民法院建立环境法庭或者指定专门法庭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 。
试点地方省级政府需要明确环境公益诉讼与试点地方赔偿权利人同赔偿义务人之间的商量 ，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间的关系 �；肪彻嫠咚贤肪乘鸷ε獬ニ咚鲜橇街指骶咛氐愕乃咚� 。首先 ，提出这两种诉讼的原告差异 �；肪彻嫠咚系脑媸蔷哂幸欢ㄗ矢竦幕肪潮；ね盘� ，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发动者是得到国务院授权作为赔偿权利人的试点地方省级政府 。其次 ，在诉讼提倡时机上 ，环境公益诉讼没有备选法式 。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提起 ，既可以是在试点政府赔偿权利人同赔偿义务人之间有关索赔的行政商量没有形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提起诉讼 ，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再次 ，在诉求上 ，环境公益诉讼更多的是�；す诘墓ひ岛腿松砝� ，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目的是在于要求赔偿义务人对生态环境自己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
赔偿义务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往往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利益 ，因此在制度的实际操作中 ，赔偿义务人可能面临3种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环境私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甚至可以泛起3种诉讼共存的情况 。如何节省司法资源 ，做好这几种诉讼之间的衔接 ，高效地处置这3种诉讼的关系是试点地方省级政府今后相关制度构建的重点和难点 。
方案中规定的诉讼制度体现了司法机关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应当具备的职位和作用 ，这对试点地方已经建立的环境专门审判法庭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是一个开端 ，也是环境�；ひ樘庠谖夜瓷さ囊桓銎� 。法院应当增强其在处置这些案件上的力度 ，以应对将来可能泛起的相关案件 。同时 ，如何处置好几种诉讼之间的关系也是将来在相关制度构建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