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
，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生长战略性新兴工业的决定》。加快经济生长方式转变
，培育和生长战略性新兴工业被列为我国政府经济事情的一项重大战略。

　　然而
，中国经济能否在这一战略决策的推动下真正实现华丽转身？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近日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优势与劣势

　　中国生长战略性新兴工业到底有没有优势？

　　柳卸林认为
，我国有着强大的成本优势。从历史生长经验看
，当一个工业刚刚兴起时
，很多在位企业转变相对缓慢
，因为在位企业良好的管理和强有力的执行可能会把公司弄得很死板。这是一种核心刚性
，不易改变。“相对而言
，中国人灵活的思维方式和事情方式
，以及人力密集型组织方式
，形成了‘人手+工具’的事情模式
，这些都比机器转型快。”

　　其二
，相对于传统工业
，战略性新兴工业的核心技术尚未显现
，仍在不停漂移中。由于新兴工业正处于“青年”阶段
，门槛低
，无须大量引进技术
，“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的封锁不会发生致命性影响
，这对中国是很有利的”。

　　不外
，柳卸林体现
，尽管在生长战略性新兴工业上中国具备有利条件
，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目前
，新兴工业在全世界都没有游戏规则
，充满了机会
，也充满了风险。”柳卸林体现
，就市场而言
，中国还没有显性需求
；就能力而言
，没有定型的设备
；就环境而言
，没有可参照的工业和成熟的勉励政策。

　　他认为
，中国生长战略性新兴工业
，至少存在三种不确定性：一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未来的需求会如何变化、潜在市场有多大
；二是技术的不确定性
，如技术路线是否可行、能否到达尺度
；三是竞争的不确定性
，如竞争对手是谁、会接纳什么计谋。

　　关注工业技术能力升级

　　柳卸林曾对我国光伏和风能两个战略性新兴工业进行过深入视察。

　　他发现
，中国目前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存在传统工业生长中的散、弱、小现象。

　　例如风电工业
，整机制造企业数量已凌驾70家
，风叶生产企业50多家
，塔筒生产企业有近100家。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泛起投资过热、一哄而上的现象。

　　“由于新兴工业存在技术范式的竞争和尺度的不确定性
，现阶段
，企业具备大规模工业化能力并不即是拥有技术上的升级能力。”柳卸林体现。

　　他介绍说
，以太阳能光伏工业为例
，一旦发达国家率先通过技术升级大范围降低成本
，或在新的技术轨道实现斜向跨越
，那么中国前期工业化能力积累构建的规模优势
，很可能化为乌有。“正因为新兴工业自己的技术动荡性
，所以更应关注工业技术能力的升级。”

　　此外
，在新兴工业的生长过程中
，企业技术和生产同质化的区域竞争
，发生了大量“内讧”。出于区域经济增长和政治绩效的考虑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往往转化为对工业链某一环节的大量投资。

　　柳卸林认为
，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工业链各环节间以及与关联工业和支撑工业之间的不匹配
，从而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整合全球资源是要害

　　“要制止一哄而上
，单纯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
，并不能从基础上解决政策协调性问题。”柳卸林说。

　　他认为
，出于对整体利益的考虑
，中央政府对行业生长的判断不行能完全做到“先知先觉”——当工业生长过热苗头泛起后
，往往起初也只能“温和警告”。真正解决该问题
，需要政府在调控的基础上
，越发重视市场机制的调治作用。

　　同时
，柳卸林体现
，生长新兴工业需要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新兴工业的人才、技术和资本
，未必能在中国找得到。

　　“中国过去有个思潮很危险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
，什么都追求高国产化率、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其实
，我们若在某些方面做不到世界第一
，就让给别人去做
，只要中国能整合起来
，我们同样是世界第一。”

　　柳卸林认为
，要害在于能否整合全球资源
，如从事光伏工业的人才是海归
，技术起源于国外
，大量投资也来源于美国
，而在电动汽车工业中
，最早行动的是丰田
，购置市场则在欧美。

　　他特别强调
，过去新兴工业链的培育经常是某个研究所再加一两家企业完成
，这样形不成工业链。“工业链的培育
，需要很多零部件、质料、设备
，很多环节都很重要。只有实现了完整的工业链
，中国工业经济才有可能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