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开始做科普，是被‘逼上梁山’的 。”中科院院士滕吉文很坦诚，作为一名地质专家，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单元委派任务，去人民大会堂作一场科普陈诉，可是科学家们都你推我我推你，最后只好我接了这个活” 。
然而，一次看似偶然的科普活动，却让过去对科普不感兴趣的滕吉文，开始思考我国科技生长与科普的内在关系 。“科学家应该有这样的责任，用科研提高我国科学水平，用科普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 。”
但事实上，与滕吉文想法类似的一线科学家，其实并不多 。
中国科普研究所刚刚完成的《北京地域科学家群体理解科普状况的典型视察》显示：科学家群体对自身加入科普方式的选择中，仅有16.4％选择个人自愿 。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宏斌介绍说，实际上，我国一直提倡科学家加入科普，但往往忽视了科研机构在科普中的重要作用 。
“科普不仅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更是科学家所在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责 。如果科研机构能够负担起这份职责，集合整体优势，其在科普社会体系中的作用将会不行估量，而科普人才队伍的生长也会因此得到更好的社会环境 。”高宏斌说 。
在2003年SARS期间，武警总医院急救中心主任王立祥写了100多篇科普文章，但单元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最后评职称都不算，甚至领导还认为是‘不务正业’ 。”
王立祥的看法也许有些极端，“其实，如果能让政府把科普当成GDP一样去完成，把科普和领导的政绩考评挂钩，问题就解决了” 。之所以目前科普难以推动，是因为“与官途上的乌纱帽无关，大部门领导就没兴趣做科普，认为是费力不讨好” 。
其实，苏州曾经试图将科普纳入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但“不知道用什么来评价，所以到最后也没有搞成”，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说，在政府推动科普的问题上，香港接纳的是经济激励，“好比港概略设立一个新学科，不做科普宣传，报名的人会很少，科研经费也会被砍掉” 。
翟立原介绍，法国的做法是，每年在政府大楼旁的展览馆内设立15天的科普展示，科研机构向公众和政府官员介绍相关研究进展，每位旅行人员会进行投票，政府据此来决定科研经费的划拨 。“如果科普的形式和内容不够好，将面临错失科研经费的窘境 。”
“现在我国科技生长有绝大部门是随着国外跑：外国人主导，中国人一哄而上 � ？破兆龅貌坏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滕吉文认为，要通过科普让青少年了解国际科技生长的大潮，“让他们感受到不追赶不行，不要躺在四大发现的‘暖床’上，继续死念书” 。
不外，值得兴奋的是，本次视察表明，科学家群体已充实认识到学习和掌握科学流传技巧的重要性 。
在问及“您认为科普事情者向公众或青少年进行科学流传时，需要学习和掌握特定的流传技巧吗”，100％的被视察者都予以肯定回复 。
而就未来的科学家——在读研究生群体而言，100％的被视察者也都认为，科学家向公众或青少年进行科学流传时，需要学习和掌握特定的流传技巧 。
值得关注的是，对在读研究生群体而言，当回答其科普加入方式时，51.7％的被视察者选择了“个人自愿”、8.3％选择了“所在单元委派”、36.7％选择了“个人自愿也经单元委派”，与科学家群体的选择差异较大 。
高宏斌分析，这表明在读研究生群体与科学家群体相比，在加入科普上的个人主动性更强，这对未来科学家群体加入科普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生长态势 。
“我们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在我国的科研项目中拿出3%的科研经费，专门用于做项目相关研究的科普事情 。”高宏斌说，这项建议已送达国家有关部门，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