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并无乐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革新，从体制机制上实现了政企离开、政资离开、经营权和所有权疏散，解决了恒久困扰国有企业生长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新的监督管理机制下，国有企业获得强劲的生长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展露出勃勃生机。
在历史坐标系中考量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革新的重大意义，需要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去考量。传统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中的生产主体，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企业较长时间里依附于政府，投资由财政拨款，盈利直接上交财政，亏损由财政补助或行政干预银行贷款，政府直接管理并对国有企业负担无限责任。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革新过程中，要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就必须从体制机制上革新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这个过程十分艰辛。
从革新开放初期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在15年的时间里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责任制等措施，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这个阶段改变的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管理体制没有大的变化，国有经济的结构基本没有调整，企业的社会定位、职工的身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抓大放小”，国有经济在不具备比力优势的中小企业领域，实施了大规模主动退出 ；还有一大批困难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这两项革新从基础上改变了国有经济的结构结构，也开端建立了国有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特别是“国企三年革新脱困”的大潮，为新世纪国企革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领域和政府机构的革新，推进了政企关系的变化。1997年底开始的财税、金融革新彻底切断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政府职能定位也进一步明确，即“要向公共服务偏向转变，而不是直接加入市场竞争”。
经过革新，国有经济的结构结构集中到了大企业层面。但其时的国有企业受到的干预仍然很多。“过去的国资管理最大的一个毛病是多头管理，等到真正出了问题又找不到责任人。有人讲国有企业搞欠好，是因为国有资产是无主资产，无人卖力，这是有原理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
从制度设计入手解决世界性难题
必须使国有资产有人管理，有人卖力，实现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革新指明了偏向，政府与国企的出资关系得以确立和规范。政府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权收益 ；国有企业以全部法人工业对外负担责任，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政府层面的出资人代表，实行“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权利、责任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实行“政企离开、政资离开、所有权和经营权离开”。
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国务院国资委的建立，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离开，改变了国有资产多头疏散管理状况。“出资人的到位，基本解决了恒久存在的管资产与管人、管事脱节问题。”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国资委不是‘婆婆’加‘老板’。政企离开、政资离开后，还要坚持所有权和经营权离开。”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革新，明确的是两个层面的责任，第一，政府层面的责任。同时，企业层面的经营责任也清楚了。国资委是不批项目的，不取代企业决策，怎么做是企业自己的事。”邵宁说。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国资委严格限定以股东的形式履行出资人职责，不直接加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充实尊重企业法人工业权和自主经营权。
凭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国务院、省(区、市)、市(地)三级组建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资委。今后，《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规则规章的出台，使国资监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中国国有企业革新进入由出资人依法推进的新阶段。
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他国家也有国有企业革新的问题，但其国有企业总量没有我国大，社会制度也纷歧样，革新的偏向更纷歧样。东欧国家的国企革新搞的是休克疗法，实质是彻底私有化，社会代价非常大，而且经济效益并欠好，这并不切合我国的革新偏向。国务院国资委建立之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国资监管门路上拓荒，也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生长的规律做出了不懈努力。
这是一套从无到有的制度设计和建设，李荣融感伤是“在探索中前进，在挑战中生长。”其时加入建立考核制度的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局原局长李寿生告诉记者：“2003年我们用半年时间跑遍了其时全部的196家中央企业，请企业的卖力人谈想法，提措施�？己耸裁�，怎么考核，没有现成的经验。但其时对我触动很深的是企业卖力人对我们事情的鼎力支持，因为各人认识到非改不行！”
探索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
以经营业绩考核为抓手，建立和完善业绩考核、重大责任追究等机制，使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得到层层落实，结束了国有企业领导人有任期无考核的历史，开端解决了自定薪酬、薪酬与绩效脱节以及薪酬只能升不能降等问题。“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的原则，在国有企业建立起激励约束机制。
以董事会建设为着力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005年起，在宝钢等中央企业开展了董事会试点，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制度设计使国企决策机制发生基础改变 ；以果然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为突破口，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 ；以财政监督和风险控制为重点，强化出资人监管。强化财政监督、外派监事会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巡视监督，监督领域由境内向境外延伸，基本形成了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督体系 ；加强产权流转监督，形成笼罩全国的国有产权交易监控平台，从制度上停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 ；建立并逐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落实了国有资本出资人收益权。一系列措施推动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引领，做强主业、提高管控能力、加强自主创新、强化风险防控，促进了国有企业连续健康生长。
“中国革新的乐成与国企革新所选择的正确门路是分不开的，而国企革新的门路恰恰是中国革新最奇特、最有创新之处。我们没有照搬前苏联等国家走过的路，把国有资产一卖了之，或去全面拷贝美国200年走过的原始资本主义门路。”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说，“中国国企革新的实践在国际上具有唯一无二的价值。在探索规律中寻求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也为进一步深化‘中国梦’的内涵发挥着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作者：李予阳 本文章摘自5月27日《经济日报》